在京房的世应体例中，变爻就是居世、临世或治世的爻。
河北派以哈佛大学杜维明教授为代表，他注重孟学，沿着思孟、陆王、牟宗三的系统，强调心性修养的重要性，着力于人文精神的重建。子曰：君子耻于言而敏于行，巧言、令色、足恭，左丘明耻之，丘亦耻之。
认为中国传统文化中的许多东西确实已不适用于今天的现实，所表现出的抱残守缺阻碍时代的进步，但儒家有其真精神，那些只守着儒家外在躯壳而丢弃内在真精神的人，不是真儒者而是儒家的罪人。甚至随着儒学传人的进入美国，在美国有儒家学派出现也就成为很自然的事情。1995年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出版的《现代新儒家人物与著作》也称：蔡仁厚是牟宗三先生的弟子，现代新儒家第三代的代表人物之一，在整个新儒家阵营中，他对传统儒学与现代新儒学诠释最多，最有系统。大县应该出人才，出人才要靠教育。一个阶段性（单元）本体就此实现，这为诠释的展开搭起了平台。
在另一封信中则鼓励他努力向学，无论为国家，为自己，皆是大事业，点拨他历史哲学可细读，先得大头脑，然后再做致曲工夫。《基隆山望远》，道出了一个20几岁青年的思乡之愁： 雨霁高台风满楼，天涯翘首望神州。秦晖认为，启蒙的转向，不是因为救亡，而是启蒙的内容从自由主义转向了社会主义。
权威只按等级要求服从，而不理对错。启蒙之蒙卦，如果第三爻发生变化，由阴爻变为阳爻，启蒙卦就变成了图存救亡卦： 救亡压倒启蒙就是这样一个易学卦象。儒家要谈天灾，一定是用孟喜、京房的易学，可以想象，翟方进一定是以京房易学谈论灾异的，但是涉及人事，一定是萧望之的春秋学。天下无道，则礼乐征伐自诸侯出。
正像面对强劲的消费欲望，任何商家都不应错过，在最多人渴望意见的时候，任何政治家都不应错过。后来，秦晖教授纠正了这一说法，秦晖认为，如果把当时引进社会主义、共产主义看作启蒙的内容，启蒙不但没有夭折，反而是成功了，因此，也就不存在救亡压倒启蒙。
在这一系列人君矛盾造就的极端事件冲击之下，东汉时，章帝亲自主持了白虎观会议，并委托班固编纂《白虎通》。可见，中国式启蒙要想获得生命力，首先要反思其自身的由来，进而在道学——作为内圣外王之学，作为个体认识自我、参与公共事务之学——自身的反思之中，既能深入个体自我意识达致理性，又能在社会行动中指导个体如何参与公共事务、在实践中如何构建集体，才可能得以合璧中西，获得现代汉语启蒙一词的双重内涵。在孔子以前，人与民的区分还依靠血缘关系。四、二十世纪以来的启蒙 §4.二十世纪中国两次启蒙的基本结构 1910年代的新文化运动，被称作中国二十世纪的启蒙运动。
追求和为后世带来的效果是：出现矛盾或问题时，负责任的，并不是制造矛盾的人，而是将潜在矛盾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、破坏了社会和谐的人。在天人合一中的人，显然是包括君，但我们为了避免混淆，除了天人合一术语外，其他的人都用来指君以下的在位者。2013年4月12日，邓晓芒教授在武汉大学做了题为《当代中国的第三次启蒙》的演讲，反思中国当代史上的启蒙。后一问题，由东汉末年荀爽提出易尚中和而得到一种解决方案，延续至今。
于是天子（君）与官僚（人）之间的关系，在公共事务中，成为一个新的结构性问题。这一奇特的事件，引起了许多学者的兴趣。
而道是人走出来的，人可以通过努力得到。咸即感，是孔子加上了心，将肢体接触的咸，推广到从心之感，从而引入道。
显然，余英时是同意这一体悟的，即以天人合一贯穿从古到今整个中国的思想传统。孔子煞费苦心，左右抵挡，才说出既往不咎。虽然我们并不在轴心突破的框架下理解中国历史，但并不妨碍借用这一术语去指代新旧天人合一观之间的转变。正因为这种信实状态与真假无关，我们可以把它看作一种 自然态度。尽管世应体例远不是京房易学的全部，但是它确实在汉宋人君关系的演变中扮演了重要角色，且越来越重要。从海量意见中选择最好的意见，并不是以多数意见为准，而是以最能使人从疑惑回归信实为准。
此后，孔子之学成为道学，后世也称内圣外王之学，用现代汉语说，是个体如何认识自我及参与公共事务之学，或者说，内圣之学为研究个体自我意识的形而上学，外王之学为研究个体在群体中行动的实践之学。在京房将宗法概念引入周易卦象以前，儒家应对公共事务的主要工具是公羊春秋学，用以决断各种疑难案件，如董仲舒弟子吕不舒治淮南狱，雋不疑引《春秋》断卫太子案，萧望之据《春秋》定匈奴策，等等，都是为儒家赢得了巨大声誉的著名案例。
在这里，我们用到实用主义创始人皮尔斯提出的belief（信念或信实）概念。那么，人们是如何从海量意见中删选出最有价值的意见？换句话说，说服的一般规律是什么？没有疑惑，就不需要意见，就不存在说服。
虽然给他启蒙，但是仍然保持自己卑下的地位。（蔡邕《明堂月令论》） 蔡邕之后，到了隋唐的文献中，明堂与宗庙才明确区分开。
民从孔子的天下有道，庶人不议到清代天下兴亡，匹夫有责，获得了参与公共事务的正当性。这样的一个图形组合，怎么会引申出 启蒙的意义？ 启蒙含意与周易卦象图形的结合，源于汉代易学家京房，是他把宗法身份引入周易卦象。公元68年，以洛阳白马寺建立为标志，佛教进入中国，同时也带来了内修的法门。无论是否同意萧公权，单凭他提出这个问题，就足以说明，在董仲舒的天人关系里，人和君没有得到明确的界定。
他是历史第一个因为灾异天象而被迫自杀的宰相，也是最后一个。除非推动结构转型，否则换了谁都无法解决。
探索的唯一目的，在于使意见确定下来。在启蒙定理里，也不涉及意见的质量、启蒙的目标，那些是每一个对天下公共事务有责的匹夫的事情。
萧公权在分析了天子作为天人间之媒介后，指出董子天人关系之理论实为天君关系之理论[2]。这就是公元8年的王莽代汉。
寻找与这种结构相适应的共同生存的方法，是唯一可行之路。但是，天子毕竟还要依赖官僚才能处理繁多的公共事务，而且，官僚制只是打破了世袭制度，宫崎市定曾指出： 汉代的官僚制度就是长官政治。圣贤在下，言即道也[6]。在这样一个社会里，一个人无法对另一个人施加巨大影响...... 只依据一个人的话就信任一个人这样一种态度被摧毁了。
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在分析人君结构性矛盾时，不走公羊学进路，而沿着易学的发展进行分析的原因。但是，身份平等不是意见平等，不同意见并不具有同等的质量。
那么，位列三公的宰相，显然就是那不良的股肱了。经过京房的工作，以周易预测灾异更加灵验。
本来，在第一层架构里，从社会结构转型的角度看，汉代官僚制战胜了贵族制，可是，这种转换只是打破了世袭制度，地方长官的权力，类似过去的诸侯，依然非常大。京房死后三十年，在京房易学被用来解释天灾，而非人君关系的微妙历史时刻，时任宰相翟方进不幸遭遇了萤惑守心传言，西汉人君结构性矛盾随即被推向极端。
